《都挺好》完结，到底哪里“都挺好”？

伴随着《都挺好》后半程居高不下的网络热度，是业内两极化的评价。有人认为，“歪曲现实臆造出来的父亲人设，这是要干什么?这还算现实吗?”“现实人设还是歪曲人设，以超脱现实的人设来贩恶达到剧集火热的目的，正午阳光赢了还是输了?”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，在他们看来矛盾和冲突本来就是戏剧的基本属性之一，将矛盾聚集在一起，其实就是“典型环境”与“典型人物”的叙述手法。

业内评价的分歧点在于，什么才是剧集中的“真实”?苏母如此严重的“重男轻女”是否真实?苏家三父子“极品”的个性是否真实?

贾樟柯曾如此谈论影视作品中的“真实”，或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。他说：“真实并不存在于任何一个具体而局部的时刻，真实只存在于结构的联结之处，是起承转合中真切的理由和无懈可击的内心依据，是在拆解叙事模式之后仍然令我们信服的现实秩序……我们几乎无法接近真实本身，电影的意义也不是仅仅为了到达真实的层面，而真实仅仅停留在社会学的范畴。我追求电影中的真实感甚于追求真实，因为我觉得真实感在美学层面，而真实仅仅停留在社会学的范畴。”

在这里，贾樟柯为我们区分了社会学意义上的“真实”和美学意义上的“真实感”。很多观众对于剧集的批评，更多局限于社会意义上的“真实”，比如认为自己身边没有苏大强这样的人物、凸显人物的缺点就是贩卖邪恶等，它要求剧集严丝合缝地对应现实生活。但假若一部剧集真是现实生活的复刻，那么它要么就是寡淡如水，要么可能走向“和稀泥”。评论者最爱挂在嘴上的是，我们要描写人性的“复杂”，可人性的“复杂”不是公式化的“坏人也有好的一面”“好人也有坏的一面”，“复杂”是正视“既有美好的人性，也有龌龊自私的人性”这一事实，是正视苏大强这样的“极品”真的存在这一事实。

“真实感”对此并不避讳，它以社会学意义上“真实”为根基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种种浓缩、夸张、变形，形成现实的公约数，其最终目的是抵达美学意义上的“真实感”——凸显时代症候、社会问题与个体困境。试想，如果不是苏大强这么“极品”，观众会深刻地检讨和反思原生家庭吗?如果不是苏明玉的境遇如此艰辛，我们会直面重男轻女这一社会毒瘤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