邪不压正:民国北洋是正不压邪
早期反清革命者,有些人出身黑社会,信无政府主义。这个主义认为,什么权威都不可信,民众想干嘛就自己玩。有种破罐破摔的无赖劲儿。斧头帮帮主、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就信这个,谁当老大他就暗杀谁。
但革命高潮一过,很多人发现世道更乱了,便进入贤者时间,躲起来信佛抄经。就连鲁迅先生也做过很长一阵子佛系青年。
民国头几年,他在教育部上班,沉迷各种佛经,又是买又是抄。据他好友许寿裳回忆,先生曾说:“释迦牟尼佛真是大哲,我平时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,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。”
普通老百姓,则根本不知道自己该信什么,只能逮着什么信什么。
那些年旱涝多,前途未卜,民间就延续古人迷信,搞祈福和占卜。北洋17年间,仅《申报》记载的求雨迷信事件多达80次。
1925年,湖南大旱,从省长到县长,都亲自组织求雨,把虎头骨拴绳子上扔水里,希望能吸引出蛰伏的龙,“必能与云布雨”。还命令全城妇女扛着黑旗游街——因为“女为纯阴,日为纯阳,认因制阳,必能得雨。”
更流行的是扶乩,不但请关公、吕洞宾、何仙姑这样的本土神,还与时俱进地请来耶稣、托尔斯泰和拿破仑——不同的事儿问不同的神,托尔斯泰管考试,拿破仑管打仗。
有时候,在不同信仰面前,人们还会犯选择困难症。
历史学家钱穆有个朋友,一面研究马克思,一面学习催眠术,相信催眠治病的奇效。后来背上生疽,不看医生,每天自我催眠治疗,死了。
1923年,中国精神研究会出版的《催眠术》指南书籍。上面写着:中国催眠学界之绝对权威,执斯界之牛耳者本会而已。
迷信虚妄的代表,是红极一时的“灵魂学”——相信灵魂不死,化为鬼神,可转世再生,通过扶乩请神和灵魂摄影,就能看见。
甚至,此学说也赶时髦,主张灵学救国,“鬼神之说不张,国家之命遂促”,论调之高,不亚于新青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。
1917年,胡适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提倡白话文,以期更好地开启民智。
那一年,上海也发生了件“开启民智”的事——灵学会成立,出版会刊《灵学丛志》,前北洋政府大总统亲自撰写题词,并在《时报》连续登广告,还请来西学前辈严复写软文。
胡适的文章发在《新青年》上,当时发行量最多不到两万份,且多卖给了大学生。
《时报》发行量虽然未知,但它是清末创刊的老牌日报,不但有时评,还刊登翻译小说——胡适自己都看。
据此可以推测,灵学在舆论声量是大大胜出的。而且,这种影响力不仅在底层民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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