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我不是药神》背后：癌症患者寻“假药”自救，该当何罪？

        在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看来，陆勇案中检方对其不予起诉，回避了“假药”的认定，直接以其是买方行为，且并未从中谋取任何利益，不符合销售假药罪的“销售行为”，将其出罪。

        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劳东燕在《价值判断与刑法解释：对陆勇案的刑法困境与出路的思考》一文中指出，“销售”行为认定的关键在于，行为人在购入药品后再行卖出。如果在药品的买卖过程中，代购者是站在买方的立场，受人之托，为他人寻找药品销售商或制造商，疏通购买渠道、转交货款，即使收取一定费用，也算作提供居间服务所得报酬，而不能单凭谋利本身便直接认定为“销售”行为。

        近年来，对于销售未经批准的境外药品入刑，法律也有所松动。

        陆勇案后，最高法、最高检曾于2014年11月发布《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其中第11条规定，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、境外药品，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，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，不认为是犯罪。

        周浩指出，司法解释将部分销售假药的行为予以出罪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形式违法与实质违法的张力。“但这样的解释立场，依然埋下了难题，何为少量，如何判断？不同地区、不同的裁判者，必然给出不同的结论，招致的是刑罚的不均衡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寻“假药”实属无奈？新药投用纳入医保周期漫长

        自2003年9月开始，诺华公司曾尝试降低药价，在中国启动全球患者援助项目，推出“买三送九”等优惠活动。但即便如此，一名患者服用正版格列卫，每年至少仍需花费7万元左右。

        为了买到救命药，冒着招致牢狱之灾的风险铤而走险，是部分患者们在现实中遭遇的窘境。